这几日工作上比较清闲，抓紧时间看了几本书，其中就有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
黄先生的史学思路一贯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国家这几千年来的进展，视点在我们大陆能看到的史学家中是比较有特点的。黄先生自己的人生也是很有意思的，曾经是二战时期的随军记者，就这份经历而言，恐怕很多史学家就没有这样的经历。
《中国大历史》，从黄先生自己的角度而言，是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描述中国近3000年的历史，重点在于用现代观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更替的真正原因。书中较多的采用了西方中国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统治结构的分析，其中有一点，是我们官办历史中不会提及的，就是向自耕农征税的能力，是真正影响我们国家统治阶层变化的原因。
我们国家自周代始，便是一个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自耕农，因为政府是直接向自耕农征税的，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的基础，就是对自耕农的税收。而一旦自耕农失去土地，政府的管理和统治又是“大而化之”，极其缺乏精确的从“数目字上的管理”，导致的结果就是税收的困难，从而只能将税收的负担转嫁给剩下的自耕农。而且中国的历代政府总是缺少自我修正的能力（这个实际上是由大一统的专制体系造成的），一旦遇到天灾，仅有的自耕农或者被逼破产或者离土逃亡，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政府面临破产的境地。政府一旦趋向于破产，则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往往是这个朝代里出现的一批新的官僚阶层）会选择更快更极端的方式去敛财和大量的收购土地，结果呢，自耕农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糟糕，最终就和政府破产一起出现的，必然是一次彻底的从下到上的暴乱。然后在这样一个混乱的过程中，土地被重新分配，社会秩序被重建，新的自耕农大量的产生，同时又会出现一批具有较强收税能力的军阀，而后其中某个军阀或者地区的统治者，发现了新的向自耕农收税的办法，从而进一步统一整个中国。接下来，就是继续上演上面的剧情。
正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是建立在向自耕农征税的基础上的，所以在我们国家商业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商业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会趋向于专业化，资源会被重新分配，会出现大量的手工业者，土地也会逐步的集中，并且可能会出现很多具有半奴隶身份的农民。因此，农民们当然不愿意这样，政府由于本身机制的问题，也不愿意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后就导致了商业被遏制，商业可以带来的经济上的创造力也被抹杀了。这也是自明朝起近600年的时间，中国整个社会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几乎都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中国历史上技术发展最快的时代，恰恰是最重视商业的宋朝和割据最厉害的春秋战国时期。
上面这些，是我从这本书里得出来的一些想法。另外，这本书里，还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断，比如“传统的官僚主义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而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与愿望”这样的论断。
总的来说，中国大历史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明了我们国家过去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的社会，因此在很多方面有很重的小农思想也就不奇怪了。当然，黄先生也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究竟该如何分析，恐怕不是我们今人可以说明的，有待百年之后有识之士来评说了。
